十七年前除夕前一个晚上，父亲早早地睡下，他在临睡前对我说，“做残障人事务最好！”父亲在部队奉献一生，离休后又为我的就业操心。这样一位为国为家鞠躬尽瘁的老人，就在那个晚上与世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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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幼年波折与半生阴影
身为一位白化病病人，我从小到大受到了不少嘲笑和刁难，并曾经一直为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
上小学时，我随父亲部队下乡。在放学路上，我常被象看怪物一样围观，有一位“好心人”要领我“避开”围观，结果却把我引到臭水沟……
邻居家小三子向我扔石头，我冒“石林石雨”“冲锋”，我也“石林石雨”将他家窗户碰个粉碎……
因为白化病引发的视力为题，我即便坐在教室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粉笔字。老师对我大叫，白痴站起来，对全班同学讲，有没有带耳朵来，算术题就你一人做错，你今天就站着听课……
粉碎“四人帮”时，学校组织同学上街游行，我一个人一排，特显眼，路人甚至对着我喊“打倒‘外国佬’”……
高中时，生物老师讲解遗传知识，以我为例，大讲特讲遗传与变异，引得所有同学讥笑我……
我高中毕业时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国家包分配，当干部。可招生办的人却讥笑我：你这白头发还想上大学，你考着玩玩吧，不要想录取！
高考时，明明会做的题目我也不敢做对，结果名落孙山。父亲千方百计联络广播电视大学把我收了进去。后来，同学中有人进了机关，有人进了国营和院校。可是我只能被父亲带着，由父亲向单位负责人讲明我的情况。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在上衣口袋里揣着红皮《离休荣誉证》，可这些努力总是徒劳无功。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把头发染成了“正常人”的黑色，但还是没有逃得了人事科科长的“火眼金睛”，被打了退票。回到家，我突然狠狠撕拉起“不正常”的黑头发，头上开始流血。我的手被父亲拿过枪的手牢牢钳住，我哭了，父亲也哭了。
身患罕见病的社工：春的使者
父亲走后，我所在的国营福利企业也倒闭了。徘徊一段时间后，社区主任通知我，我被推荐担任残疾人委员，在社区协助做残疾人事务。
上岗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区残联接受岗前培训。走访病友、学习电脑技能、文案撰写。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所谓人生，充满着起起落落，遇到挫折阻碍，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我被调到街道残联做残疾人专职委员，父亲的临终嘱咐始终指引着我——做残障人事务最好。
做残障人事务最好，对残障人朋友的感同身受。我不希望自己青年就业时遇到的痛苦和辛辣不能在残障朋友们中重演。“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我要做专业“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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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残障事务最好，我也是残疾人，为残疾人朋友送去温暧，带来希望，我们残疾人专职委员自己也感到充实。只有残障人员福利得到充实，社会才是真正的大团圆。在社会工作发源地英国，流传着一句谚语：“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现在，残疾人期盼的春天终于来了，我们专职委员承担一个光荣的使命——春的使者。
我所做的事就是为了不再让残障兄弟姐妹因为生活就业气得掀桌子，急得揪头发。在从事社工工作中，我自己也受益匪浅。我活得有个人样了，而不是被人戏弄的“狗”。
我参加疾人运动会时意外受伤，医药费得到了全额报销；由于视力原因，我在工作中常常遇到困难，同事都能真心体谅和帮助我；
我深知，自己是残疾人专职委员，是残联联系残疾人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解决助残“最后一公里”的重任。
但同时，我也是一名下岗人员，一名小小的、不占事业编制的办事员，我只是尽到一个基层残委应尽的职责。可在从事残联事务时，大家尊重我，礼待我，根本没将我当“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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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残疾人和罕见病人不再是社会的包袱、累赘，不再仅仅是可怜、需要施救的“负累”。残疾人也是社会文明财富的创造和享有者，是有尊严、有人格、有体面、有风光的权益主体。因为小时候的精力，我常常以为生而为人，罕见病人与其他人兵不平等。但现在，我听众父亲的遗训做残障人事务，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平等！
做残障人事务最好。做残障人事务。给我勇气与胆识。在小时候，我常常以为自己的人生晦暗无边。但现在，我发现即便身患罕见病，我也能活出光彩！
做残障人事务最好，这是一位军队离休老干部对残障儿子的临终关怀关爱嘱托。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要同情弱者。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扛枪打仗，就要为下一代谋好日子。
每次给父亲扫墓，我都默念“做残疾人事务最好”。现如今已经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了。国人眼界开阔，文明程度提高，医学探究越发深远。现在，我单独外出，没人笑话我。乘坐地铁、公交，经常有年轻人主动让座位给我，去医院看病，病人，护士让我优先挂号、就诊。
如果有来生来世，不论健全或残障、不论正常还是患有罕见病，我依然要坚持“做残障人事务最好”的信念。在同一片蓝天下，所有人都能插上梦想的翅膀，自由飞翔，演绎着现实版《我的未来不是梦》。
做残障人事务真好！
作者：王乐群 中国盲人文学联谊会会员、白化症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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